1997年夏天，我在鲁羊那里见过侯蓓一面，她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严肃的小姑娘。事后鲁羊告诉我，侯蓓也写小说。我翻过侯蓓的一个笔记本，上面有一个短篇，我以为写得不错，尤其是她诡谲的语言方式给我的印象很深。当年侯蓓只有二十岁，她与这个圈子的接触也很短暂。后来此人便不见了踪影。
我曾听鲁羊戏称，侯蓓是“女卡夫卡”。不知道鲁羊为何发出如此感慨，但这么说一定有他的道理。我还听说，经王干的大力推荐侯蓓的一篇小说在《钟山》杂志上发表了，用了一个很难听的笔名叫“宁岛”。再后来就完全没有侯蓓的消息了。
直到今年4月份，我受命为《芙蓉》杂志“重塑70后”栏目组稿，四处搜罗年轻作者，这才又想起侯蓓来。寻找侯蓓的过程是曲折的，鲁羊和王干都失去了与她的联系。虽然在同一个城市里，但没有人知道侯蓓究竟身处何处。好不容易我在楚尘那里见到了侯蓓的一篇小说，就是首辑“重塑70后”里发表的这篇《蕉下客影依稀》。这篇小说在楚尘处已耽搁了近两年，当年经由王干推荐给《东方文化周刊》（楚尘是该刊编辑），被某主任以“看不懂”的理由所否决。楚尘清理抽屉时扔掉了许多废稿，唯有这一篇他舍不得扔。也幸亏了他这一无意识的举动，《蕉下客影依稀》才得以“重见天日”。
我在编辑了侯蓓的小说之后才再次见到了侯蓓。我以为两年前短暂的写作热情过去后她已不再写了，否则的话为何突然就消失不见了？然而我的估计完全错了。两年来侯蓓不仅在写，而且一发不可收拾。她拿出五个而不是一个写得满满的笔记本交给我，令我十分吃惊。尤其是她的环境，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完全是非人的。侯蓓在一所军事院校读书，每天要集合点名八次。她常常在熄灯以后翻墙而出，在一所小屋里通宵达旦地写作，黎明前潜回宿舍照常出操。当然，不是说吃苦受累就一定写得好，发表她的小说也不意味着赞成她的玩命精神，文学杂志也不是任何慈善机关。对侯蓓的推崇只有一条，就是她写得实在不赖。与两年前相比，她的小说更加成熟了，题材宽广，笔法奇异，呈现出缤纷的景象。在“重塑70后”第二辑中我们将发表侯蓓的中篇小说《猴岛日记》。另一个中篇《光明》以及短篇小说《春天的果实》我亦准备陆续编入其后的《芙蓉》杂志。
值得注意的是：侯蓓写满五个笔记本的时期正是所谓的“七十年代后”女作家兴起的时期。与日趋时尚和商业化的“七十年代后”女作家们相比，侯蓓的写作显然是“别样的”（林舟语）。她在相对隔绝的环境中埋头写作，两年来从未想到过投稿。由此，便引出了《芙蓉》推出“重塑70后”栏目的意义。此举正是为了呈现被“七十年代后”的时尚写作所遮敝的部分。我们的意图并不是“取而代之”，而是认为：两种不同的写作都有其存在和被呈现（发表）的权利。
在谈到“被遮敝”这一问题时，一位评论家曾对我说：“是否被遮敝是历史的选择。”的确如此。但所谓“历史的选择”难道就是合理的吗？面对强硬霸道的历史难道我们就应该自动退场？问题的关键还是：在历史的选择面前我们该如何选择。只要我还是一名编辑，就当知道自己的责任，这就是：发现和鼓噪在广大的文学写作中有其价值意义的部分。
